程颐

忘了说，题目是打雷的一首歌，暂时没别的好题目了。唯一不行的就是她唱的是50年代。
 
02
“您也没有去开会。”我感到好笑。
“嗯哼，”他发出一个鼻音，“确实，因为毫无意义。”
这名坐在我身边的男士是普鲁士——这是他的老名字（我非常不情愿称呼他为他自称的德意志国，况且这个称号原本不属于他，而属于另一名他现在正在抚养的男孩）。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意识体们来说，共和国和帝国正如古斯塔夫、奥托和理查德，或者威廉和比尔（3）。在这个时代，帝国垮台共和国建立更像是一种社会潮流。潮流，我想我需要重申一遍，在这句话里它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不同地方的人们像蛆虫吸收营养一样迅速地吸收“共和”的精髓。自由！民主！他们这么喊着，没有人知道这让我们陷入死亡的恐慌。有些我们的“同志”因此死去，比如倒霉的罗曼诺夫家族和倒霉的俄国。
这是谁的错呢？谁的都不是。我们当中一部分人的不幸只能怪罪于作为国家意识体的我们没有任何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代替了与先知以利亚一同被提（4），上帝赐予我们不老的容貌，还赐予我们一张歌剧院的绝佳的票，将我们安排在最靠近舞台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位置在二楼包厢，也许戏剧不至于让我们过分恐惧；而这只是如果。过分洪亮的演员们的歌声每次都让我们后悔自己拥有耳膜。震撼。令人窒息。我们甚至无法强迫自己不去了解这场戏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不是好奇，而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与此息息相关：不同目的的演员们总是为了我们而演出，并且每一位下场的演员都不会再回到台上。不论他们对我们是否忠诚，以至于我们多么地希望能够挽留他们，或者他们本身的性格如何、品德如何、家庭如何、生活如何、长相如何、过去如何、打算如何、梦想如何，一旦红色天鹅绒的巨大的幕布被拉下，他们终将永远离场。我觉得所有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将来存在的国家意识体们都像我一样不认为自己的身份令人羡慕，相反痛恨自己成为了世界上最痛苦的意识的宿主之一，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很显然，我们无法改变现在这种过于令人悲痛以至于不真实得像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的现状。”
“处在极端的逆境中的人们总是不愿承认现实。”
我接过旅伴突然挑起的话题，
“那么，请告诉我，自由邦是哪里？——您不会是想带我去那座红色地狱吧？”
不知道怎么称呼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幽默，扯开嘴角挑动脸颊上的肌肉，同时发出公鸡鸣叫一样响亮的声音。这表明他在笑。根据我在无数次外交场合中作为喝咖啡的一员出席得到的经验里，这是一种广义上很讨人喜欢的、很有蒙蔽性的、看上去很友好其实不一定的笑。老实说，我觉得他总是笑得像一条看到猎物的鲨鱼。这话并没有讽刺他的外貌，相反地，客观地讲他的长相并不赖，并且很受女士们欢迎。他的纯种血统式的铂金色的头发跟他的性格一样不受任何教条拘束，这在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眼里是一种大胆的甚至不自量力的挑战。而他的双眼呈现奇特的红色，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意识体所理应具有的特殊性。据他所说，他难以忍受柏林常日的阴雨，因此他像大多数西欧人一样热爱地中海的阳光，拥有橙色的健康的皮肤。
至于我，作为回应善良地微笑，性质与他的大笑相似。
“好吧，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他说，“你应该记得好心的美国先生吧？我指的不是美国，是美国——总之你知道是谁。前几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我，邀请我跟你去美国度假。”
“居心叵测。”
“他提供费用。”
“我很乐意，尽管我还是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如此慷慨。”
“哈，我当然也不知道——我们总是不明白那些坐着就能得到一夜暴富的政府的钱的人们的想法。”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了。”
“另外他还有一个要求。”
“请继续。”
“他希望我们不使用国家名字互相称呼。”
“可以接受，”我说，“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您认为如何？”
“好名字，罗德里赫·埃德尔斯坦。”基尔伯特吹了声口哨，“我们的旅行计划第一步是到达港口，之后坐船。”
“是不是当年贩卖黑奴的线路？”
“很有可能。”
当晚我们原本仅仅是希望在后座安分地睡一觉，毕竟一路奔波并不容易，不过遗憾的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TBC
（3）古斯塔夫、奥托和理查德：我的一本语法很奇怪的德语书上说这三个名字都是古德里奇。
威廉和比尔：比尔是威廉的昵称，同样我不明白为什么。
（4）先知以利亚被提：出自《圣经·旧约·列王纪下》，以利亚被上帝的一阵旋风提走。这里借指不曾死亡的机会。